“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炮声压下去马来与印度野林中的虎啸。半醒的人们，揉着眼，祷告着祖先与神灵；不大会儿，失去了国土、自由与主权。门外立着不同面色的人，枪口还热着。他们的长矛毒弩，花蛇斑彩的厚盾，都有什么用呢；连祖先与祖先所信的神明全不灵了啊！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有了火车呀，穿坟过墓破坏着风水。枣红色多穗的镳旗，绿鲨皮鞘的钢刀，响着串铃的口马，江湖上的智慧与黑话，义气与声名，连沙子龙，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成昨夜的。今是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听，有人还要杀下皇帝的头呢！”
――老舍《断魂枪》
紫禁城最后一位主人，爱新觉罗・溥仪去世那日，红色宫墙外已翻地覆，红海洋席卷“全共斗”的东京、“五月风暴”的巴黎。
民国李煜瀛所题“故宫博物院”匾额换成不伦不类的“血泪宫”，午门对联“砸烂旧世界帝王将相脚下踩，创造新下七亿神州尽舜尧”，横批“造反有理”。供奉清朝列祖列宗画像牌位的奉先殿，被北京艺术学院的红卫兵改造成罪恶的四川大邑《收租院》泥塑展。
有人建议在太和殿广场造两座大标语牌，务必超过三十八米高的大殿，碾压“王气”；皇帝宝座要加封条，塑一尊农民持枪雕像……
形势逼人，周总理下令故宫关闭，侥幸逃过一劫。
两年后，故宫博物院里无论“造反派”“保皇派”，一律下放湖北省咸宁县“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故宫考古研究员王洛生，辞别妻子儿女，坐了两昼夜闷罐火车，开始牛棚生涯。
每的学习就是种田、挑粪、放牛、打井，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王洛生三十多岁，田野考古出身，爱打篮球，身高体健，不像文弱书生。才两个月，他已后背佝偻，早生华发。
这半夜，王洛生被从床铺上拎出来开会。改造成牛棚的土地庙中，坐着十来个老头，有书画研究大师、商周青铜器学者、顶尖的瓷器专家，每一位都声名显赫。
所谓思想总结会，就是批判与自我批判，“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好在都是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虽文人相轻，但谁也不会在这种场合彼此开炮，便只能自我批评了。有人，这辈子最晦气的事儿，是在1956年刨了万历皇帝的定陵……
破庙房梁上，有只大老鼠哧溜一下蹿过。牛棚安静了，仿佛被某种东西牢牢捆绑，在所有人双手双脚与嘴巴上打上死结。接近冰点的子夜，纸糊的窗外，稀稀落落地下起了雪。臭烘烘的粪味，暂时抵挡住了钻入骨髓的寒冷。
唯独缩在角落的一个老头，闭目养神，不为所动。此人既非学者，也非专家，王洛生连他的名字都不记得，大家只管他桨老木匠”。
轮到王洛生交代思想，他清了清嗓子，声音洪亮：“组长同志，我爷爷是北大教授王家维。九一八事变那年，我父亲在洛阳挖掘东汉古墓，我母亲在考古现场生下我，取名王洛生。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