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的内心是认同皇帝的说法的，自从推行朝政改革以来，内阁首辅的权力已经直追昔日的丞相了。
首辅权力的扩大，首先带来的便是繁忙的政事。虽然内阁各阁臣也重新划分了权力和责任，但大多数跨部门的政策和法令，终究还是要首辅作出最初的决定，甚至是最后的决定。
而改革并不只是存在于内阁内部，六部和各地的官府日常行政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原本以地方无事为政绩的评判标准，现在改成了地方官员在任期内究竟做了什么事。
曾经的地方官员，特别是主持一县的县官，日常的工作重心，无非就是地方教育、司法案件的审判和赋税征收这三样。但是随着官制的改革，水利工程的修建，粮食生产的保障，工业、商业的发展和管理，县内人口和各项数据的统计，等等繁琐的新工作就冒了出来。
地方上增加的新工作内容，汇聚到内阁的新工作量就立刻暴增了几十上百倍。即便是那些每日往返六部传递文件的年轻小吏都要叫苦，更何况是黄立极这样六十出头的老年人。
因此，想要享受内阁首辅的权力，首先就要有能够处理每日如山一般重量的政务文件，没有一个充沛的体力显然是做不到的。
实际上，颇有一些官员认为，官制改革其实并没有扩大官员们的权力，而是加强了皇帝对于官僚体系的控制权。因为此前一切政务的最终决定权都在皇帝手中，但是除了国初的太祖之外，几乎没有那个皇帝能够数十年如一日的，每日清理政务的。
所以，只要文官们和司礼监的公公结成同盟，想让皇帝看到什么文件，就能看到什么文件；想不让皇帝看到什么文件，就不让皇帝看到什么文件。国家的政务最终还是控制在文官手里，而这个决策的黑锅最终都是落在皇帝身上的。
就算政务上出了问题皇帝想要追究，责任也会在司礼监和内阁的互相扯皮中消灭掉。但是现在么，除了各部的预决算、人事任免还有军队管理的权力，其他政事首辅都能做最后的决定。
如此一来，一旦政事真的出了问题，首先要被追责的就是首辅，接着才是一连串的办事官员。
从繁琐的政事中脱离出来的皇帝，和不甘心大权旁落的司礼监，就成为了内阁工作最大的监督者。站在一边对做事者进行挑剔的评价，本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就好比此前批评皇帝和内阁、六部的言官清流一般，只不过皇帝很少出声而已。
但是，一旦朝廷施政出现了偏差，圣明天子被昏庸之臣所蒙蔽的言论就在民间泛滥了，也就是说大明百姓现在更容易接受，贤君『奸』臣的观点了。
也是，但凡是赈灾和推广教育、公共医疗等惠及百姓的政策和活动时，总能够看到皇帝或是宫内嫔妃对这些事务的关注和言论，这替皇帝和皇室竖立了极为成功的正面形象。
至于那些损害了地方官僚士绅利益的政策，却都是以内阁施政公告发出的。于是在百姓的口中，内阁及六部执政官员常常挨骂，而皇帝却始终被称颂，也是最近以来的一个怪现象了。即便有些乡绅想要试图扭转这样的民间舆论，也往往先被舆论所攻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