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张家口通敌案爆发之后，一批和后金进行贸易往来的山西商号和山西商人就被朝廷给清理了，接着洪承畴接任山西巡抚时，又对当地一些势力较大的官商进行了打压，到了崇祯五年时，原本晋商商会的掌权者就更换了一大半。
原本同蒲一带的士绅很热衷于『操』纵晋商商会，从而为自己的家族获取利益。但是在朝廷的连续打压下，这些士绅终于醒悟了过来，虽然家族中依旧保持着经商的习俗，但却不敢再试图勾结商会行事。
士绅和商人之间的关系分离，使得晋商商会终于开始变得像一个正常的商人公会了。原本商会的首脑常万春等人，在成为了山西银行的董事之后，便在朝廷的暗示下将商会的事务交给了年轻一代。
常浩春、赵思恭、李思孝等年轻人在种种变化之下，终于成为了晋商商会的主导者。这些年轻人和老一辈晋商不同，并不想在传统的盐业和粮食产业中继续打转。
在山西同蒲、同丰、同张三条铁路基本通车之后，他们很快便意识到了铁路才是这个时代最好的生意。以山西丰富的煤铁资源为基础，可以为铁路修建提供大量的廉价铁轨，依托着修建完成的铁路，不仅能够让晋商可以廉价的获得铁路两侧的土地，还可以把晋商的货物更为廉价的输送到当地，打压其他地区商人的贸易。这可比从前向草原和辽东走私铁器要安全而暴利的多。
只不过山西境内实在不怎么适合大肆修建铁路，而相邻的河北、陕西、河南三地也不允许晋商『插』手当地的铁路建设，于是晋商便只能将目光转移到了塞外。同丰铁路的修建，不仅让大同变成了边境腹地，更是让丰镇当地的山西的移民迅速超过了陕西移民，将这一片曾经的两国交战前沿变成了热火朝天的拓荒之地。
而凭借着当地山西移民的支持及廉价快捷的铁路运输，也使得丰镇地区成为了晋商在塞外的首个根据地。从崇祯五年开始，进入草原深处贸易的商帮起点，不再是山西长城的各关口，而是始于丰镇。
常浩春、赵思恭、李思孝等年轻晋商对这一成果并不满足，他们还在期望着，在张家口同丰镇之间修建一条铁路，好控制住河北商人的出塞路线。
将丰镇的铁路继续向北面延长，直到戈壁滩附近的额仁达布散淖尔；将铁路向西延伸，过归化城、土默特川直到黄河边，甚至沿着黄河继续向西，把肥沃的前套-后套平原都纳入到晋商的贸易圈内。
甚至于有朝一日可以把铁路延伸到漠北草原，从而绕开陕西商人控制的河西走廊，进入到更为富庶的西域、中亚地区进行贸易。
然而想要修建这样一条铁路网，光靠商人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光是一个被后金赶出家园的林丹汗就能阻碍住丰镇铁路向北延伸的计划，更不必提在荒凉的戈壁滩上修建铁路的风险『性』了。
因此和他们的父辈们不同，常浩春、赵思恭、李思孝这些年轻晋商更能感受到国家强盛给商业带来的影响和变化。他们更希望能够获得国家的支持，而不是某些达官贵人的庇护。和从前的老一辈晋商相比，这些年轻商人更积极于把商业同国家对草原的战略相结合，从而随着国家的扩张而获得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