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黄立极的质问，崔呈秀毫不犹豫的回道：“若不是想要谋朝篡位，他们何以不在国务会议上，当着陛下的面反对。反倒是要等陛下出京之后，方才私下串联，煽动民众反对国家既定之政策？
我看他们反对土改是假，煽动民众闹事方才是真的。否则为何早不反对，迟不反对，偏偏等到陛下在塞外同后金大军对阵之时，他们就跑出来反对了？
谁不知道，河北乃是京畿周边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这个时候煽动河北士民闹事，他们难道不是替后金充当内应，试图断绝陛下回京之路吗？”
在黄立极看来，崔呈秀简直是疯癫了，哪怕崇祯这封亲笔信再怎么措辞严厉，也不至于将那些反对的士绅官员扣上谋逆和后金『奸』细的罪名，这完全是不死不休的架势啊。
不过他看了一眼书信边上放着的，那只装有传国玉玺的锦盒，终于还是打消了拦阻崔呈秀的念头。
作为一个等待权力交接的内阁首辅，黄立极此刻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在河北大部分地区完成土地改革任务，只有同山东相邻的河间、广平、大名三府，因为山东士绅的介入而停下了土地改革的推行后，黄立极也还是能够接受双方进行妥协的。
只不过黄立极也没能料到，那些山东士绅得了便宜还要卖乖。而河北地区的一些士绅和朝中的官员立刻借着此事要翻案，试图将河北已经完成的土地改革，也要拿出来重新整改。这直接导致了河北地方百姓的不满，将一件原本他眼中的小事闹得沸沸扬扬，也令的朝堂中枢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
如果皇帝还在塞外同后金僵持不下，或是吃了一次小亏，那么这件事最终说不得还真要向那些反对土改的士绅官僚作出较大的让步，以保证京畿之地的安定。
可是现在，皇帝不仅击退了后金，还趁机收复了河套地区，令察哈尔部臣服于大明，并献出了传国玉玺。在这样的局势下，他们继续对反对派进行妥协，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现在崔呈秀往这些反对派头上扣上这么大的帽子，何尝不是向皇帝表明自己的立场，以试图弥补此前想要和那些反对派进行妥协的错误。
到了今时今日，朝中官员们又有谁会看不清楚，崇祯已经牢牢的掌握住了北方最大的一股力量。不管是军队、百姓还是商业，北方士绅实在是难以同皇帝的影响力进行抗衡。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便是因为北方士绅实在是三面受敌，一是政治上被南方士绅所打压，除掉新式的学校体系，以南方财力为后盾的南方的书院，完全碾压了北方的士绅之家。
二是北方连年的气候反常，带来了不断的自然灾害，这也使得北方各地流民和灾民遍地，稍有不甚便是地方上出现小规模的民变，使得士绅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三则是后金在北面的崛起，不仅直接打击了占领区的士绅家族，更是对整个北方各省的安全上造成了压力，使得边境不少士绅之家也难以免去官府的徭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