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总兵姜镶发起的兵变虽然很快就被平息了，但是这一事件对于山西地方的政治生态及全国的社会形势却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首先对于山西本地的士绅来说，特别是大同地区周边的士绅地主，这就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因为此前他们同姜镶往来的关系，再加上之前为亢氏抱不平的言论，使得这些士绅地主都陷入了谋逆造反的阴影之中。
原本一直持中间立场的山西官员们，虽然他们认为朝廷颁发的铸币法案并不算是什么错误的政策，但是考虑到自己治理地方还需要同这些士绅豪强继续打交道。
特别是这样的大旱年景，失去了地方士绅大户的支持，地方官员想要筹集物资赈灾就更难了。更何况，在地方士绅这样大的反对声中，朝廷究竟能不能够坚持这一法案还是一个问题。
大多数官员并不希望自己在执行了朝廷的政策之后，朝廷又对那些士绅退步了。那么他们费心费力的去做事，到头来却是两头受气，这又是何苦来由。因此为了自己工作上的顺利，这些官员们对于实施铸币法案并不怎么积极，只是一味的观望着。
当大同兵变这一事件爆发之后，这些官员们终于确定了朝廷的风向，也知道了朝廷对于推行铸币法案的强硬态度。既然如此，他们自然也就不会如之前那样继续敷衍做事，从而让朝廷盯上自己。
而对于那些山西士绅来说，他们除了确定了朝廷的强硬态度之外，还清楚的认识到了这样一点。在朝廷表现的强硬态度背后，朝廷手中还拥有着足以解决掉他们的力量。
大明朝毕竟不是两汉魏晋，所谓的地方豪强，终究不是门阀大姓。在科举制实施了千年之后，地方上再也没有了可以垄断一地社会资源的名门望族。
两汉魏晋时代的名门望族，那可是真正有能力割据地方的豪强，以至于皇帝都要求他们出仕，才能巩固国家对于地方的统治。而今天所谓的名门望族，则完全以家中有多少举人和进士，出过几名尚书、阁老为荣。
也就是说，过去的名门望族依靠的是自身的力量，即便是王朝更替，也不会损害到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威。但是今日的名门望族却主要依靠于体制内的力量，一个人的家族中要是没有人出仕做官，这个家族在地方上的声望就会迅速下跌，甚至于有可能掉落士绅的行列。
自土木堡之变后，大明原本的皇帝、勋贵、文官三种权力互相支撑的统治格局就告破，变成了皇帝和文官之间互相依赖又互相争夺行政权力的局面。
明朝中后期的几任皇帝，对于处理国家大事的兴趣并不浓厚，这也使得原本只是为皇帝草拟文书的内阁，变成了统治大明的权力中枢，这也就意味着文官集团几乎已经把持了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
从嘉靖、万历直到天启，这几位大明皇帝维持手中权力的秘诀，无非就是用内廷牵制外廷，拉拢一部分文官打击另一部分文官而已。
正因为这个国家的行政权力已经为文官所掌握，因此士绅清流才敢毫无顾忌的做一个直言犯上的忠臣。反正有文官们罩着，皇帝处死不了自己。而且在地方上晃『荡』几年后，自然会有人依据他的名望提拔他，让他重新回到朝堂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