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科学进步党几次拒绝了崔呈秀的申请加入，但是双方之间的关系却尚算融洽，比崔呈秀和新东林党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状况要缓和的多了。
这种局面的形成，不仅仅在于科学进步党成员主要以技术官员为主，对于政治斗争并不过于热衷。还在于崔呈秀虽然没能成为科学进步党的一员，但是他也并不是什么孤家寡人，从崔呈秀联络蓟州缙绅投资唐山钢铁生产基地开始，这位曾经的阉党领袖便隐隐成为了北方士绅投资新兴工商业的领头人物。
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盐铁论》这样站在国家角度的经济政策讨论会议，虽然盐铁论讨论的内容并不仅限于盐铁生产贸易问题，但是连古人都知道盐和铁乃是国家财税来源的大头，更何况是明人呢。
只不过和盐这样的生活消耗品相比，钢铁除了可用于制作生活、生产用具之外，在这个时代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用途，那就是制作兵器甲具。因此历代朝廷对于冶铁业的控制，都是相当严厉的。
大明开国初年也是如此，冶铁业主要控制在朝廷名下的官铁场，民间出产的私铁数量几乎不到官铁场的三成，且质量也极为低劣。不过到了嘉万时代，这种局面却开始逆转，官铁场出产的数量不仅不及民办的铁场，甚至连质量都大大的倒退了。
出现这样局面的缘由，一则是吏治腐败，导致官铁场成本上浮质量下降；二便是民办的铁场大多掌握在士绅大族手中，这些人掌握着地方的控制权力，不仅避开了朝廷的监管私下开发铁山，更是大肆偷逃税款，使得民铁的成本大大的下降了。
当然从宏观的角度去看待这个局面的话，那么还有另外一个结论。那就是大明的经济已经差不多达到了农业时代的巅峰，因此整个社会经济陷入了一种停滞的状态，每年的钢铁消耗量自然也就接近于固定。因此民办铁场越是兴旺，也就意味着官办铁场越是衰退，这也就是所谓市场容量固定下的零和博弈了。
可在崇祯看来，这种农业时代社会发展的停滞不过是一种假象，这并不是说市场已经不需要更多的商品了，而是整个农业社会的消费能力限制住了商品经济的继续扩张。毕竟农业时代的生产结余本就不多，而且这些结余还大多被士绅地主所掌握，他们的消费能力几乎就等同于了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但是对于大多数的中下阶层民众来说，他们的消费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只是没有能力消费而已。
就好比崇祯元年之前，大明的生、熟铁总产量平均分配到每个国民头上，大约也就在一斤上下，估计刚好够打一把菜刀什么的，至于钢产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就是这样低下的钢铁生产能力，大明国内的市场已经开始消化不掉，北面的山西、陕西商人向草原和后金走私铁器，而南方沿海商人则向南洋地区走私铁器。
大明国内真的已经不需要钢铁了吗？自然并非如此，在某些偏远的山区，许多农户家中甚至连一把铁制农具都没有。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的跃进，自然就必须要打破农业社会消费市场的上限，从而促成资本向工商业的持续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