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河南的地方豪族们，他们自觉自己还是有分寸的，而且地方民众只要不进攻县城，没有把朝廷命官打出人命来。
一般来说，朝廷上的那些官员们都会选择和稀泥的方式，当年苏州抗税事件，不正是如此吗。
更何况，现在大明内忧外患，想来皇帝也不会乐意看到，这些地方官员把河南也搞『乱』了。
这些地方豪族的想法很快就破产了，因为他们忘记了一件事，以往地方民众对抗官府的行动，都是一时一地的孤立事件。
而现在河南各地想法相同的豪族并不少见，这也使得驱赶衙役、官吏的行动，变成了此起彼伏的大范围事件。
到了这个时候，就算是河南地方官员想要睁一眼闭一眼，也已经无能为力了，因为这些官员们已经瞒不下去了。
而在朝廷中央，黄立极一点都不想替河南的官绅们遮掩什么，河南因为地处中原，富庶仅次于东南几省，因此士绅数量众多。但是河南籍贯的官员，却既不支持北方也不支持南方，他们更喜欢自己抱成一团。
前几年朝廷党争时，有部分官员投靠了阉党，也有部分官员投靠了东林党，但是大部分河南官员选择了中立。只要不损害到河南地方的利益，这些官员们就选择沉默不语。
这使得河南出身的官吏在党争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也意味着，河南出身的官吏没有左右朝堂的能力。
比如当崇祯提出对河南、陕西、山西三地，实施临时『性』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时，河南的反对声音反而是最小的。不管是黄立极还是东林党人，并不愿意替河南出头反对这项政策。
黄立极为代表的朝廷大臣们，反倒是想要乘着这个机会，打破河南士绅把持地方政务的传统。
不过内阁还没有想好，如何借此调整河南的官员职务时，又有一部分河南民众上书朝廷，揭发这些事件是某些豪族自己策划的阴谋。
这显然给了内阁更为有利的武器，黄立极甚至打算借此惩治一批河南士绅，从而加强他对于朝廷的领导力。
不过黄立极还没有想好，应当如何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河南的形势又发生了变化。
这些河南士绅发起的义民暴动事件，很快就脱离了他们自己的控制。一些盗匪乘着这个机会，开始劫掠乡下的村镇。
而一些不满于当地士绅不遵守朝廷律令，拒绝执行停止高利贷法令的百姓，同样开始了针对地方士绅的暴力行动。
有序的驱赶官吏行动，很快就变成了无序的暴力行动。很快以桐柏山、霍山为中心，冒出了两只较大的义民武装力量，他们攻击河南西南地域的士绅庄园，甚至一度围攻了霍山县城。
这些混淆在一起的义民和暴民，顿时让河南的士绅感受到了压力。以他们的力量，镇压自己庄园附近的村民是绰绰有余，但是想要联合起来，镇压已经联合起来的民变军，则需要当地官府出面进行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