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崇祯把自己修改过的《民事通则》交给士绅大会讨论时，袁可立还不知道这件事。
不过1日之后，当大明时报把通过的《民事通则》总论全文刊登出来之后，不仅袁可立知道了，就连京城百官也听说了这件事。
虽然袁可立知道，崇祯修改过的《民事通则》内容是什么，他也对皇帝承诺过，会认可这些修改。但事实上，他自己心中并没有把握，被皇帝修改后的《民事通则》能不能在朝堂上获得百官的认可。
毕竟太祖曾经有言再先，擅改律法者，是『乱』法之『奸』臣。是以后世各代，虽然认为《大明律》的内容已经不敷使用，无法解决当世之问题，也只是以律法为基础，设立了律例这个擦边球。
所谓因律生例，因例生例，实际上便是判例法，对于大明律覆盖不到的问题，采用了同类型案子的判罚为依据。当然，这种判罚的主旨，还是要符合大明律或是儒学的精神。
袁可立编撰这本《民事通则》，主要还是想要把大明200余年积累下来的民事案例做一个整理，去除掉不具备代表『性』的案子，同大明律、儒学精神不相符合的判例，还有众多重复的案例。
他希望，最终能给各地官员建立一套可以『操』作的判例，从而杜绝地方胥吏利用大明繁复纷杂的案例，『操』纵司法糊弄地方官员，从而激发日益高涨的民怨。
应该来说，这种想法是好的。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也维护了司法的唯一『性』和崇高『性』。
但是袁可立编撰这本《民事通则》的时候，主题和目的还是相当明确的，便是维护上下尊卑的封建伦理秩序和地方上的社会稳定。
因此，这本《民事通则》不是削弱了地方士绅的权力，反而是加强了士绅对于地方法权的干涉。毕竟，儒家诸贤追求的最好社会形态，便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和谐社会。
换句话说，便是一切民事纠纷最好能够在地方士绅的主持下，内部调解解决，不要闹上公堂去。实质上，就是把大明县城以外的区域，交给了地方士绅去管理，以减少办公成本。
在崇祯看来，袁可立编撰的这本《民事通则》，在江南这些社会矛盾还算缓和的地区，大约能够解决不少问题。但是在陕西、河南等社会矛盾已经激化的地区，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
当一个人无论怎么努力也活不下去的时候，什么法律都起不了震慑作用。因此，他对《民事通则》做了一些修改，并加上了:论人的基本权利的总论。
什么是人的基本权利呢？崇祯觉得，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便是生存下去的权利；其次是保卫自己不受侵害的权利，再次是自由思考的权利，及合法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等。
在总论的结尾，崇祯以这样一句话做了总结，“任何一位大明人，都应当履行其对国家应当承担的义务，如纳税、服兵役等。同时他也同样享有被国家保护，享受以上基本权利之权力。
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凡是民众之间发生的纠纷，一律不得以尊卑身份区别对待，也不得以八议减轻或是免于处罚。利用公职身份、宗室身份、勋贵身份、官员家属身份、主家身份，对他人做出的侵害行动，同样不得引用减轻刑罚的八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