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儒生们只好让他们的门生们在各郡、诸侯国内兴办儒学学校。
这些儒生一边暗地里诽谤诋毁金知蝉重用工匠和商人，可是，他们寡廉鲜耻地利用金知蝉‘发明’的雕版印刷术，大量印制儒家经典书籍。
金系官员人数再多，也无法布满整个大汉朝关东所有郡，就算是有那么的贤臣，金知蝉和刘彻都不会让这种情况出现，何况，金系官员之中真正能够担任郡守一职的其实也并不多。就算是当初米田领导的巡查员小队中，也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能力的。
从金府出去、当官的人，有三分之二还留在太原郡、定襄郡等这些边境上相对安全一些的边郡中担当地方辅官，比如郡丞、县丞，或者功曹史、五官掾之类的辅贰官。
可惜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即便是在汉代，大部分的儒学官员们，让他们像道家那样，在地方上清静自守的管理一郡事务，还能算个好官、清官，可若是学着金系官员那样，在地方上颇多举措，那就是扰民了。
屁股决定脑袋。
大汉建立之初，儒生为了被帝王所采纳，已经向着地主阶级妥协，叔孙通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个真正让儒学在汉代得以延续的重要人物。
而在汉武帝时期，大多数的儒生自己已经是地主阶级了，何况，孔子说创立的儒家，其本身就是为了统治阶级而服务，从来不是为了百姓而服务。
因此，儒系官员们不管在地方上施行了何种举措，其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他们一直所鼓吹的‘以农为本’的四民中‘农’的利益，而是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
故此，凡是儒系担当太守的郡、国，限田令在这些郡国当中执行地并不好，要么有人阳奉阴违地不办事，要么就想方设法地从中投机取巧，比如大家族，可以将其名下的土地分给自己的儿子，侄子，这样一来，实际上，该郡的土地其实还掌握在地主阶级的手中。
当然，这个时候，还没有哪个地主和百姓们敢玩诡寄的把戏。所谓诡寄，就是只百姓把手中的土地划到地主的手中，以此来避免过重的赋税。
在汉代真正享有免税的人并不多，无论是百姓们，还是地主，谁玩这种把戏都是得不偿失。
落实到各郡兴办儒学，有个别郡国办得还不错，可大多数儒系官员治下兴办的儒学最后全都变了味。在这些儒生当中，孔子授徒时的原则‘有教无类’在这里全都变了味道，能够入学的官员，不是那些地方儒生的子侄，就是地方士绅、豪族和地主们的子侄。
当然，在汉代，儒系官员们大多数都有一个特征，排斥工匠和商人，尤其是商人，即便是有钱，也别想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县办的儒学当中。
这样施行的结果，儒系官员治下兴办的儒生，只能推行到县一级，无论从规模，人数、普及的范围声势，别说跟三郡一国相比，就连其他郡县金系官员在元鼎三年才开始建立的新学都无法与之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