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老国企太难了，当南方的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茁壮成长时，酒精厂却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虽然已经土埋半截了，但仍然背负着沉重的负担，苟延残喘。延续过去的传统，工厂成了包办一切的小社会，一个工人从进厂开始，单位要给他提供集体宿舍，到了适婚的年龄，得提供婚房，生孩子费用得报销，生了孩子得有子弟幼儿园供孩子入托，再大点还得有子弟小学，子弟中学，职工退了休企业还得管，退休工资，老年活动，生病住院，直到终老归天，可以说是从生一直管到死。
虽然说这是国企的责任，在计划经济时代，不存在民营企业时无所谓，大家都一样，比烂大家差不多。但是自从转型到市场经济以后，私企轻装上阵，国企负重前行，谁跑得快，谁跑得慢，答案显而易见。好在国家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峻性，逐步地推行一系列的改革，首先开始的就是养老金制度的改革，自一九九六年一月开始，企业按月给职工缴纳养老保险，退休工人的工资开始脱离企业，由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国企虽然给在职职工多支出了一笔不小的养老保险费用，但是比起庞大的退休工资支出还是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这个钱是零割肉，伤不到国企的筋骨，所以推行起来还是很顺畅的。但是住房改革推进起来就难了，国家虽然开始推行住房市场化试点，但是由于住房价格与工资收入水平差距明显，职工的住房需求依然要靠国企自身解决。以王俊才为例，他买的房子大一点，一百四十平，两千一平，共二十八万，王俊才现在因为兼了好几个职位，总收入高一点大概每月一千出头，也就是说，如果完全靠工资买这套房的话，不吃不喝需要二十四年。当然他算是个特例，如果按张洪亮卢成功他们的工资算的话就典型了，他俩工资加奖金收入差不多有六百左右，如果买一套七十平的小户型，价格就按两千一平算的话，不吃不喝需要二十年才能买得起房。
在目前这种状况下，还是不适合把住房需求全部交给市场来解决的，但是企业也短时间拿不出这么大一笔钱来盖房子，酒精厂原本过了几年苦日子攒的一部分准备建房子的钱，都给被兼并的四个工厂的一千职工补发了工资。得亏了王俊才给力，半年不到就把其中三家扭亏为盈，解决了酒精厂的大部分负担，要不然酒精厂也快撑不下去了。眼看着适婚需房的职工越来越多，张林生那里积攒的请求婚房的报告已经超过一百张了，他再也坐不住了，拿着厚厚的一摞单子，去了李明军的办公室。
当他把一百多张请房报告呈给李明军时，李明军头都有点大了，他这一阵也在为了这个事情在奔走，跑了局里，跑市里，哪都没有钱，企业穷，zhe
g府能好到哪儿去，它又不是银行也变不出钱来。面对着这么多的报告单，他一筹莫展，就在他左右为难之际，王俊才敲门走了进来。王俊才仍然兼着集团的办公室主任，虽然是个虚职，但是可以不用通报就可以进到厂长办公室里，这可是好多副厂级高层都没有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