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诚，出生在一个平平无奇的工薪家庭。
十六岁那年，我爱上了一个姑娘。
我打小就认为只有努力才会带来收获，自信自己从不比任何人差，总认为没有人是生来就有什么超人的天分，直到那天我遇见了她。
她的笑容是那样明媚，如同高悬天空的冬日暖阳，让多年以来困于“冰窖”中的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心脏的跳动。她的美貌、她的聪慧，这些她与生俱来的一切，都让我不禁感到自惭形秽。
曾几何时，我也是同龄人眼中的天之骄子，一路保送、跳级、免收学费、发表论文，成为大人们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我从未怀疑过，自己正在进行的是一场足以改变世界、改写人类历史的伟大探索。
但和她已经获得的那些成就相比，这些也好像失去了一些光彩。
尚未有结果的研究算不得什么。古今以来，无数的理论、假想被人提出，又被人一个接一个地辩倒、否决，最终成为真理的不过少数。我所做的更像是一场长跑，在先于所有人抵达终点前，赛跑者什么都不是。
在成功之前，夜以继日的努力，同样什么也不是。
我能感觉得到，她是注定要站在巅峰的那种人，生来头顶光环，一路神光护佑、畅通无阻。无论是做学问，还是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对她而言，都更像是一场简单轻松的游戏。
我没有她那样显赫的家世，只有十多年来的不断努力。这些年来，家庭不仅没有给我提供助力，反倒似乎成为了一种不能向人提及的禁忌。
我常跟人说我爸是个酒鬼，早就死了。
实际上情况更加糟糕，他是一个被判过死缓两年的恐怖袭击犯。罪名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从他被武警破开房门带走的那天起，我便再也没有见过他。
四十年前，他是我们那边家喻户晓的神童，18岁时破格被国立大学聘请为物理系的助理教授。人们都说――只要他肯踏实研究，距离“终身教授”就只差一段经验和时间。
可惜，他似乎总是习惯于不让身边的人如愿。
听身边人说，在我出生后，父亲的性格越来越怪。直到我五岁时，母亲得了急病去世，他的这种状况就愈加明显。当年他很快辞了职，带着仅有的工资和津贴回到了乡下。再之后，他秘密发表论文、组织集会，甚至暗中鼓励那些信服他的人从事小规模恐怖袭击。直到他被警方逮捕，仍有不少支持者为他发声，称呼他为“反科技”斗士。
不过最终的结果没有改变，对待普通人时，法律和判决总是铁面无私。
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暴力伤害无辜人士，发表违背人伦的行为和言论，三条要点占了两条半，父亲的“反 社会罪”罪名自然板上钉钉。
在此之前，他曾是一名社会学者。在我出生前后的十年中，他始终专心致志地扮演一名研究者的角色，仿佛是着了魔。我那时候在镇上的寄宿学校读书，每当月底放学回乡下时，总会看到他把自己关在老家的小屋里。